作为一名建筑师，无论获得多少支持，你总是感觉自己一人在前线战斗。——张轲
中国的GDP增幅经历了25年以来的最低值，这很可能是中国步入一个全新时期的征兆和开端。对于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建筑市场和学术领域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反应。作为受邀参加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16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主题展“前线报道”（“Reporting from the Front）的三个中国参展者之一，建筑师张轲在以下的访谈中，和采访者张益凡探讨了他对中国“前线”的看法、对建筑师社会责任的反思、以及对中国建筑未来走向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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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
张益凡（YF）：自今年年初，中国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已经成为相关各界的中心话题。
张轲（ZK）：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而且对建筑师来说，很可能是最好的一件事。
YF：尽管距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指出财富是纽约唯一的信仰已有一百多年，但资本的影响力从未被削弱。很多情况下，资本和权力是一对双生子。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在的这个拐点上，您怎么看待资本、权力和建筑的关系？
ZK: 沙利文的话到现在来看，依然准确。无论经济上行或下行，建筑都与金钱、权力无法分开。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提到“前线”的时候，包含了两个维度：微观和宏观——宏观层面和金钱、权力的关系巨大。我个人对微观和宏观层面都非常感兴趣。
然而除了尺度之外，我们还应该一直思考人性，即我们怎么对待在城市生活里面的个人。中国的现状对建筑师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建筑师处在中国这场变化的前沿——真正的“战地前线”。这就是为什么十五年前我选择从纽约回到了北京。那时候很多人谈到要到中国，但是真正实践的人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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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您提到建筑师处在“战地前线”，那么谁是敌人，谁是友军？
ZK: 我觉得，敌人无处不在，而友军，很可能是没有的。作为一名建筑师，无论获得多少支持，你总是感觉自己一人在前线战斗。我认为在中国，其实不应该提“敌人”，而应该说“挑战”；至于“友军”，可以说你的竞争者们在充当这一角色。对于建筑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境遇：大多数掌握大量财物和权力的人对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导致中国出现许多庸俗的建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如人们退一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像我们标准营造一样，不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事务所。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中国的建筑行业和建筑前景持乐观态度。
YF: 与过去崇尚、附和权力不同，一些独立事务所，如您主持的标准营造，正在试图将中国城市化的前线从曾经那种追求量化漫无目的大尺度建造拉回到关注个人尺度的设计，这是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ZK: 假如是政府主导的项目，政府行政机构是没有“足够资源”去关注小尺度项目的。他们更喜欢说：“我们能在老城区做一个两公顷的开发项目吗？”在中国的很多老城开发中，实际上是项目开发系统本身出了问题。举个例子，政府主导的北京前门区域的城市更新把挡道的老北京胡同全部拆除，旧城肌理被严重毁坏，最终沦为一个庸俗的商业开发项目。这就是把现有老城区当作荒地一块来进行开发建设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当你从空中鸟瞰这些正在加紧施工的旧城更新项目的时候，视觉上就像城市中一个个向外扩张相互联接的真正战场。
我认为假如我们可以从一个庭院、一个非常传统的居住单元开始进行中国的城市更新，那么是可以触发新的变革的。就像是从一个细胞开始，是能产生新的生命的。微尺度同时也是巨尺度。城市更新作为中国现今的战场，假如你能从微尺度开始做改变，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影响整个大环境。这其实就是我们标准营造在北京旧城不同区域推进“微系列”项目的初衷。
巨尺度和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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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微系列”吗？
ZK: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几个，另一些正在施工中。第一个实验是将一个四十平方米的老房子改造为了胡同里的一个小庭院，庭院被五个交错的房间包围，庭院中央还栽植了一棵树。整个项目就是从旧尺度的空间中生长出一个异质的实体。这就是“微胡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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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我曾经去过实地，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使用的迹象。“微胡同”真的在运行吗？
ZK: 现在“微胡同”没有开放是因为正在进行改建，我们计划将建筑材料从木头转变为混凝土。但附近区域的另一个项目——“微杂院”——在第二阶段施工之后已经再次投入使用。“微杂院”功能上是一个社区公益儿童书屋及艺术中心。
在现在居住密度非常高的北京老胡同区域，两百平方米的庭院住宅在建成初期通常都是供给一家人居住。在过去的六十年，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期的影响，渐渐地，很多家庭都搬到胡同里面居住，原来的独门独户演化成现在的多户共享。搬进来的人们开始自发地对所拥有的屋子房子进行加建，形成了所谓的“大杂院”。最终每户居民大约有十到二十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这些所谓的“未授权”加建形成了非常有趣的社交网络和空间属性。这种“大杂院”的现象是聚居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环境下的家庭互相博弈的结果。但是，这种庭院中的自发加建没有受到任何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重视，都被推倒铲平——这通常是政府和设计师在项目中做的第一件事。“微杂院”表达的却是另一种态度。
在一个之前有十二户居民的庭院里，我们重新修复、重新设计、重新使用这些未注册的自建物，让它们共同构筑成服务社区的公共空间。我们在其中插入了一个儿童图书馆，一个舞蹈室，一个画室和一个手工艺教室，大小都在六到九平方米之间。这些具有各自功能的小空间，一起保持和维护了原先大杂院的空间肌理。当人们走进这个和自己的记忆充满契合点的空间时，他们会发现一切却又是那么新鲜。“微杂院”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过去六十年城市发展的有力陈述：我们应该对老城具有起码的尊重，老城中的这种杂居形态是城市发展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在北京白塔寺区域，我们还有一个“微系列”项目正在施工。
YF: 假设正如您所说，这些加建都是未授权的，那么您所做的这些是否和相关法规有冲突？
ZK: 这种“大杂院”现象在北京其实非常普遍，虽然没被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授权，但它是被公认的一个现象。这些从原来的房子“长”出来的三到五平米的空间，对建筑师来说，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完全是由在那里的居民自发建造的。类似的，你能想象在罗马去拆毁一座美丽的建筑只因为它在一百年前没被政府授权吗？
此为，在中国情况正慢慢改变。去年，地方政府开会讨论决定支持一批先锋的实践项目，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但是，除了我们在改造的这几个院子之外，那些剩下的庭院依然处在随时被拆除的危险中。我们亟需做些什么让公众和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空间是我们现代北京城市生活宝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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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您会把这些思考带到威尼斯吗？
ZK: 当然，我们会带去问题和思考。在威尼斯双年展，参观者将会体验到非常有趣的空间，但是我现在不会剧透。（笑）
新希望
YF: 不断增长的独立建筑事务所对于中国建筑行业来说是一个好现象。这些新兴的事务所通常会积极地将自己的态度带入到对社会的改造中。
ZK: 大尺度和小尺度，可见与不可见，这些都是建筑。几个世纪以来，建筑都是被动的。真正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很很相似，但是少了一定的主动性。当下，资金来源方式和搜集信息方法的变化渐渐地让建筑师更加自主，这样的自主性让建筑师们能更直接地对人和社会的需求做出反馈。在这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在改变城市方面变得更加积极。我们是建筑师，我们通过双眼发现问题，我们更希望创造新的城市愿景，而不是满足于在中国可以轻易就达到的经济成就。
YF: 关于建筑师社会责任的话语总是美好又鼓舞人心。但是，在这样一个消费型社会，您是如何维持事务所的正常运转的？
ZK: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只要你能用心去做这种类型的文化创新项目，你就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得来自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赞助。在现在的中国，很多企业家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我们就得到了不同企业家的支持——这些企业家就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鉴赏家和赞助人。一些官方组织也对我们提供了支持，例如中国女市长协会。所以，我认为方法总是有的。此外，众筹也是一个好渠道。如果一个项目真的是被社会需要的话，即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尺度项目，我认为众筹也是完全可行的。
就我个人而言，发生在中国建设前线的有趣的事情，总是和建筑师的强大创新能力有关。我们的项目假如对社会真的有用，并不需要担心资金的可持续性。
YF: 自发的意愿让我想起了“个人主义”这个词。奥斯卡·王尔德把艺术描述为“个人主义最强烈的方式”。就现在的建筑发展而言，您认为建筑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ZK: 在未来，随着建筑师变得越来越自发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客户找上门或者进行图书馆、博物馆和政府大楼的设计投标，艺术和建筑将会越来越互相交织。现今的建筑师有机会变得更加自主和独立。我们时代的个人主义塑造了许多伟大的名字，例如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我很庆幸地看到个人主义精神是可以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中传播扩散的。但这也意味着 “个人主义”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假如你的个人兴趣也是其他人的个人兴趣，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我相信这些可能性大量存在于社会中，也存在于我们的建筑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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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在中国建筑前线出现和成长的这些独立事务所，是不是“个人主义”在中国兴起的结果之一？
ZK: 对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确定。我希望个人主义精神正在中国兴起。因为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对自己的发展都具有不同的选择可能性。这其实是“前线”的一部分。这也是我认为现在以及不远未来的中国相比以前疯狂发展的时期，更加让人兴奋，因为我们具有了更多的自省和可能性。
十年前，我们称自己为“新一代”建筑师，现在拥有更广阔国际视野的“更新一代”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合作者和政府官员都具有了更好的文化和建筑的品味，这也是我认为的希望的一部分。
关于采访者: 张益凡是一位建筑师、作家，曾在中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学习工作。
